在文章的开头，让我们先来看看拉美的一个国家。
1985年，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正受到大量的指控，随时有被法院治罪的风险。根据我们平时看警匪电影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毒枭就要开始想办法干掉证人以消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了。
然而，巴勃罗选择直接干掉法院。
11月6日，受巴勃罗收买和支持的游击队突袭了哥伦比亚司法大楼，劫持了包括24名法官和20名其他官员在内的300名人质。
政府军和游击队鏖战了两天才平息事态，整个事件造成11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和48名哥伦比亚军警阵亡。要知道哥伦比亚最高法院的法官总共也就20多名。
而大楼里储存的有关巴勃罗的大量档案和罪证则被付之一炬，所有指控不了了之。
6年后，无可奈何的哥伦比亚政府选择妥协，接受了巴勃罗提出的3项招安条件：保证他的个人财产合法化；惩办侵犯过毒贩及其家属人权的警察；允许巴勃罗自己修一座私人豪华监狱供自己居住。
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些拉美国家的缩影。在这些国家里，城里全是毒贩黑帮，城外全是军阀土匪；政府政令不出总统府，而且被各种非法集团渗透成筛子，什么都指望不上。
这类国家在我们看来基本是没救了，他们往往会陷入下面这个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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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阶暴力泛滥，各种军阀黑帮毒贩横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充斥着抢劫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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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低价暴力泛滥的困难局面，政府只好选择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与低阶暴力媾和，依附既得利益集团，帮着这些人一起去搜刮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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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暴力的堕落导致民众失去保护，他们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只能疲于奔命，互相之间无法形成基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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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社会难以维持稳定的秩序，而没有稳定的秩序就无法建立长期的生产协作关系，于是国家只好越来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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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贫穷又会导致高阶暴力的进一步虚弱，他们为了撑下去就不得不更加依附于既得利益集团，和各路人马一起加大对民众的掠夺。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死循环，根本看不到翻盘的希望。
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聊起这些国家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他们离我们很远，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的境遇似曾相识。
因为就在一百年多前，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甚至比他们还烂。
壹、绝望的民国
1911年，反清义士林觉民在参加广州起义前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与妻书》，里面有一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天灾可以使人死亡，盗贼可以使人死亡，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可以使人死亡，贪官污吏虐待百姓可以使人死亡，我们这辈人生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内无时无地不可以使人死亡。”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1912年，腐朽的清王朝拍拍屁股走向嗝屁，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烽烟四起的大地。北洋时期的政治特点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中国较大的割据势力至少有十个以上。
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实质分裂的局面也没什么改变。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仅能实际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号令不出江浙沪。本质上他自己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地位较高，和其他军阀之间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罢了。
这种乱局导致了国家的主要资源基本都用在平衡大佬们的利益和矛盾上，无暇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于是社会各阶层的牛鬼蛇神自然也就肆无忌惮的冒出来，对着老百姓先抢为敬。
如果你生在民国，那么你每天一睁眼，不仅要面对军阀的盘剥，还要面对各类土匪黑帮地主武装的掠夺和压迫。
老百姓即使是正常活着就已经十分艰难，更不要说还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碰到各种天灾人祸。
1928年-1931年民国爆发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亡1300多万人。1931年长江水灾造成1亿国民沦为灾民，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旱灾，饿死超过600万……
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三十多岁，文盲比例高达90%以上。
即使是在不少公知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里，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十分有限。
比如说十年下来国统区的钢铁年产量仅仅是从3万吨提升到6万吨，这个数字是隔壁印度的七分之一，跟列强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的年产量比起来更是连塞牙缝都不够，还不如日本一艘主力战列舰的用钢量。
至于电力水平，诺大个民国的发电量还比不过日占朝鲜。
民国直到日本全面侵华前都没能实现近代工业化，而对于盘踞东北的日军来说，一个农业国就如同一只待宰的肥羊。
当然，民国的大佬们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慌张，反正他们抢够了可以出国，也没什么心思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而老百姓则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日复一日的苟活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
更绝望的是，他们甚至都没有被大佬们当人看。一旦碰上战争和灾祸，中国的四亿百姓就只是统治者牌桌上的一堆廉价筹码，随时可以说扔就扔。
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向武汉进攻，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企图依靠一场人造洪灾杀伤日军。
国民党一方面想保证“奇袭”效果，一方面还想隐瞒炸堤罪证（方便日后甩锅给日军），所以在炸堤时不仅没有通知民众转移，反而还严密封锁消息。结果黄河决堤之际，大堤外的百万民众还在睡梦之中。
最终花园口决堤直接淹死了89万人，同时还造成390万人无家可归，1200万人受灾，2000万亩耕地被淹没，形成大面积无法耕种的“黄泛区”，直接导致了后来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该饥荒又导致3000万人受灾，死亡300万人。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所得之战果仅仅是日军数千人的伤亡，且完全没有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花园口决堤4个月后，武汉仍然沦陷。
同年11月，占领武汉后的日军挥兵南下，剑指长沙。为此蒋介石特别制定了一个“焦土政策”：如果守不住，就把长沙给烧了，以免资敌。
然而离谱的是日军还未开始进攻，长沙城内的警备司令部就误把一处意外失火当成焚城的信号，并立刻命令纵火队将点燃的火把投向居民房屋和城内各处预备的油桶内。
此时正值凌晨，还在熟睡的居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等他们从梦中惊醒，自己的房屋和四周已是一片火海。
仅一天之内，长沙就有3万百姓被国民政府活活烧死，全城超过90%的房屋被毁，史称“文夕大火”。
长沙也因此和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并列成为二战中损毁最严重的四座城市。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家是被战争摧毁的，长沙是开战前被自己人给烧的。
更无语的是：在长沙被烧毁差不多一年以后，日军才正式大规模对长沙发起进攻，且连续三次都没能攻下，直到1944年的第四次进攻才把长沙攻下。
如果说前面两起事件还能拿情势所迫和国民政府无能作为借口，那么下面这个事就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评说了：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大势已去，为促使日本尽快投降，美国打算用最新研制的新式凝固汽油弹轰炸日本。但是类似的轰炸任务之前没有执行过，所以美国人对这个燃烧弹的轰炸效果没有把握。
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先拿中国的武汉来试一试，因为武汉有大量的木质民房，这一点和日本东京颇为相似。
于是美军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拿武汉给新式燃烧弹练练手”的要求，这种要求美国人也真敢提，更绝的是国民政府还真敢答应。
1944年12月18日，美军从成都基地出动了92架B-29轰炸机、33架B-24轰炸机，投下500吨的燃烧弹，攻击有日军驻扎的汉口地区。轰炸行动造成的大火连续燃烧了三天，汉口市区房屋半数被毁。
12月2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驾驶B-29轰炸机再次出击轰炸汉口，这一次攻击的目标甚至已经不再是表面所称的“日军营房、仓库和码头”，而是直接对准了汉口的贫民窟。美军此次落弹1000多吨，汉口棚户居民区大火蔓延10余里。
同时，汉口的居民住宅区，以及汉口政府、王家巷等人口密集区也均遭到轰炸，木屋民房全部焚毁，百姓伤亡人数超过4万。
这个成绩让美军对新型燃烧弹的破坏效果十分满意，于是几个月后就依葫芦画瓢对东京实施了火攻。
允许自己的盟军把自己的国民拿来当活靶子练手，这已经不是“低人权优势”了，这特么是“负人权优势”。
和民国比起来，我们现在看不上的那些拉美国家简直可以算是“天堂”了。如今那些“天堂”尚且让人觉得没希望，如果站在一百年前指着当时的中国说他能翻盘，谁信呢？
从理论上来说，要翻这个盘确实不可能。
在一个烂到根子的国家里，但凡有点实力的群体都在对老百姓进行抢劫。而本应该维护国家秩序的中央政府则沦落到跟各路暴力集团沆瀣一气的地步，比如说蒋介石自己就是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的门生。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盘给翻过来，那就得把这个国家从政府到土匪的所有暴力集团全给他消灭掉。
这意味着你几乎要站在整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对立面，这个社会里的所有大佬都是你的敌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贵人相助”这个词基本就和你绝缘了，“四面楚歌”才是你的常态。
于是怀抱救国梦想的你就变成了一个三无人士：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拿什么跟人家斗？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失败国家走不出死循环的原因。死结环环相扣，实在太难了。
但是我都知道，当年的中国走出了这个死循环。
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贰、翻盘的前提
要去挑战一个看起来必输的局面，首先你得需要一大群不怕牺牲理想主义者。
为什么需要理想主义者？因为救国这个事从现实角度出发怎么算都算不出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只有不计个人得失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去尝试。
不过理想主义者很多国家都有，但最终翻盘的国家屈指可数。所以光有理想主义者还不够，关键是还得有“一大群”。
只有出现数量庞大的理想主义者，才有可能把一个国家从绝望的泥潭里拉出来。
这是因为现实中没有主角光环，一群人要与整个世界为敌，成功的概率极低。而且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根本就没有现成的成功路径，只能各自凭着自己的信念和认知去尝试。
如果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这其实就是在拼概率。小概率事件要成功，那就只能堆数量；只有不怕牺牲的尝试者足够多，才有可能趟出一条血路来。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和那些失败国家的不同之处其实非常简单：
中国的牺牲者数量更多，甚至多出一个数量级。
比如说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大致牺牲了100万人。
而根据我国民政部的资料，近代以来我国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牺牲的烈士多达2000万名。
近代中国的一线生机并非来自于运气，而是来自于滚滚鲜血的浇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在黑暗时代可以涌现出那么多不计个人得失的牺牲者？
有一定阅历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决定自己最终选择的往往是一些平时看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只参考现实中的数据，那么很难看出当时的中国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在现实数据之外，中国确实还存在着一个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特点：
中华文明拥有绵延数千年的，系统且连贯的文字记载。
自周朝以来，我们的文化典籍和史学著作就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在世界上是独一份，这就造成了中国人身上往往会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无论碰到什么事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榜样：
在探寻救国之路时，就会想到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看到统治者无道，就会想到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国家危机深重的时候，会想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看到为国牺牲的英雄，会联想到背负“精忠报国”的岳飞；
在做生死抉择时，会联想到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即使身陷囹圄的时候，耳边也会想起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当然，如果在心里动了叛国的心思，也难免不会联想到那个现在还跪着的秦桧。
但凡学习过历史的中国人，很难不成为一个拥有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者。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平常时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似乎只会高谈阔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些“地命海心”。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一个概念：基数！
只要这样的人数量足够多，里面就总会涌现出敢动真格的猛人。而一个国家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靠的就是这些敢动真格的理想主义者。
另外，当时的老百姓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至少也会通过各种途径知道诸如杨家将、岳飞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也都知道中国曾经有过强大的过去。
所以普通人虽然未必有牺牲的勇气，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会认同和尊敬那些为国抗争的英雄。
这就是文明的底蕴，是中华民族天然存在的共识。
这个底蕴的存在使得中国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依然会涌现出大量不认命的奋斗者，这些人的心里坚信：
“中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当理想主义者们真正踏上征程的时候，也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人能保证你的牺牲一定能换来成功。
在那个年代，人们尝试的救国路线有很多，包括有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修改，物质救国等等……
（1915年，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
这些路线从理论上来说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从实践效果来看，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民国的环境过于恶劣，容错度极低，一条路线但凡有些不靠谱就会被迅速淘汰。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只有先把那些正在掠夺这个国家的暴力集团全部肃清，才有资格讨论发展的问题。毕竟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暴力结构，这个基本的结构不捋顺，一切都无从谈起。
说白了，你得先把坏人全部干趴下，然后才有呼吸和发展的权利。
所以革命救国才是唯一有可能走得通的道路。
1920年，选择革命道路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不过这条和所有利益集团为敌的道路注定艰难，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就长期处于被抓捕的状态，没钱没枪，力量弱小。
现实世界凭实力说话，当时看起来最有希望扛起中国革命大旗的是孙中山在1919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十分赞赏苏联的革命经验，所以国民党在改组过程中与苏联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苏联也视国民党为其在华的重要合作伙伴，并在国民党改组初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二十年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旧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在这个目标上国共双方立场接近，优势互补；因此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就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6年，共产国际吸收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名誉常委，这也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的最高职务。
不过对于一个政党的发展来说，他的面前永远有两个选择：
一、坚持不与既得利益集团捆绑，你会获得独立性，可以选择自己理想的道路，但是你自然也就得不到这些集团的支持，会很穷。
二、选择与既得利益集团捆绑，你会获得大量资源，发展迅速，但是你的发展道路将不可避免的被限制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框框内。
1927年1月，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挥师入浙。3月，周恩来坐镇上海亲自挂帅，于21日发动武装起义拿下了这座远东重镇。一时间江浙财阀人心惶惶，列强势力惴惴不安。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理想主义者的困境：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
本土的江浙财阀害怕共产党人，英美也不希望苏联势力扩大，这意味着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只要做一个选择，就会获得大量的资源。
乱世纷争，成王败寇。
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理想的是另类，为了胜利不折手段才是常态。所以你费尽心血取得的成绩，可能只是合伙人手里的一个筹码。
共产党人在前面拼得越卖力，蒋介石手里的这个筹码就越大。
拿下上海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就与江浙财阀进行了会晤。4月初，来自财阀集团的大笔资金到账，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于是国民党开始联合当地黑帮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在整个清党过程中，全国共产党的人数迅速从5万余人锐减至1万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不仅对共产党翻脸比翻书还快，对江浙财阀的翻脸速度也是不逞多让。
这些土豪大佬们本来以为和蒋介石的合作模式是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结果在四一二之后没多久就变成了一手交钱，一手办事，一手交钱，一手交钱，一手交钱……
《剑桥中华民国史》有这样的记载：他（蒋介石）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
老蒋为了捞钱敢如此大张旗鼓的对这些土豪翻脸，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找到了一条更粗的大腿：英美。
早在1927年初，蒋介石就派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同时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
国民党清党之后，美国就带头和国民政府签订了关税新约，于是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大幅提升，这是蒋介石当局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为他们后来打赢中原大战奠定了基础。
站在当时的角度看，蒋介石毫无疑问是胜利者，拿到了财团的资金，重挫了潜在对手共产党，获得了英美的支持，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然而，凡事皆有代价，不择手段的胜利往往伴随着无穷无尽的后患。
蒋介石在清党的过程中并不确切的知道谁是中共，于是清党清着清着就变成了镇压异己的恐怖行动，汪精卫甚至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
这个所谓的“错杀一千”错杀的主要就是国民党自己人。
据当时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这个数字已经比中共的总数还多了，一时间国民党内部人人自危。
1928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的《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中写到：
“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凡属踏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
清党行动造成了大量的国民党人被捕杀或退党，国民党的人数从清党前100多万降至清党后的65万，减少三分之一，其损失的人数是中共的十几倍之多。
国民党损失的这部分人自然是平时看起来有点像共产党的人，主要都是些在基层工作的进步青年党员，可谓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在这波自宫式的操作后，国民党在全国的基层组织基本瓦解，到1933年，全国仅剩17%的县建立有县国民党党部。
至此，国民党再无力对中国的基层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甚至连税都收不上来，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依靠地主和乡绅来对基层进行管理，一夜之间退回到了古典王朝“皇权不下县”的状态。
这也意味着国民党从此与中国的4亿老百姓分道扬镳，沦为各方势力鱼龙混杂的帮会，在事实上失去了对中国社会进行领导和动员的能力。
同时，与百姓决裂也导致国民党只能把既得利益集团和外国势力的饭碗一端到底，这样的团伙在后来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时候还在坚持革命路线的，只剩下依然对利益集团不妥协的中共。不过遭遇背叛后的中共处境十分艰难，已经被打到了山沟里。
正如前文所说，现实中没有主角光环，你的目标再高尚，牺牲再巨大，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获得回报。
因为环境过于严酷，所以任何错误的选择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奋斗者要么找到正确的道路，要么吞下灭亡的苦果。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能在绝境中生存下来，那么说明你肯定做对了一些事情。
“四一二”后的中共在生死边缘徘徊了近十年，并通过长征闯过国军的各种围追堵截，总算于1935年在陕北站住了脚。
不过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年后，日本的全面侵华就开始了。
按理说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就应该全面开启，然而架不住国民政府对东北沦陷心安理得，高层大佬们马照跑舞照跳，对东北抗联的艰苦抗争袖手旁观。
对于日本人来说，吞并东北的过程太过轻松，很难不让他们有得寸进尺的想法。果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剑指华北。好在此时的中国已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随即展开。
不过日本毕竟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中国只是一个连实质统一都没有完成的农业大国，这注定了两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在一个层面上。面对这样的强敌，国内各路人马的心思并不相同。
一个人或组织对待一个问题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或者说他端的是谁的饭碗。
蒋介石长期端的是英美的饭碗，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自然也相对其他军阀“更具国际眼光”。
和其他军阀一样，蒋介石对战胜日本这样的现代工业国家并没有什么把握；但和其他军阀不同的是，蒋介石看到了英美早晚入局，而只要他们入局，日本就必败无疑。
这不得不说是蒋介石的一个优势，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汪精卫就没看到，于是这货在后来的战争中就被日本人吓破了胆。
在“靠英美才能取胜”的逻辑指引下，蒋介石抗战的基本思路从一开始就不是该如何实现有效抵抗，而是该如何尽快地把英美给拉进来。
于是蒋介石把中日决战的场地选在了上海，这个选择在军事上毫无可取之处，但是这里有英美的租界，在这里可以用国军官兵的性命给西方列强表演一场政治秀，最大限度的触动英美的神经和利益。
这个逻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就是没把官兵的命放眼里。
不过一个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的政府，不把官兵的命当命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为了演好这场“大戏”，国军早早在上海开始布局，与日军的兵力对比一开始是4：1，处于绝对优势（日军仅有3000人）。
但国军部署完后又迟迟不动，导致战机贻误。其原因仅仅是蒋介石担心如果自己主动进攻，就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
日军也不是坐以待毙的傻子，他们很快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向上海派遣了加贺号航母和4000名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同时还带来了十几艘军舰。
（长江口外，四万吨的日本加贺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待命，该舰吨位超过了全中国海军吨位之和，不仅为日军提供舰载机空中火力支援，还击沉了国民党海军平海、宁海等舰）
日本的增兵行为让蒋介石觉得自己已经足以在英美那里获得同情分，于是便在8月13日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其87、88师等部对日军虹口基地发起进攻，中国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试图赶敌下海。
至此，“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此时开局已经错过最佳进攻时机，中日双方兵力比已经从之前的4:1降到2:1，而且上海基本都在日本海军军舰炮火的覆盖范围内，国军实际上是在同时对抗日本的陆军和海军。
日本作为海军强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其舰炮火力远超常规陆军装备。国军的陆地防御工事在大口径舰炮面前和纸糊的没什么区别。
这也是上海不适合作为中日陆军决战场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中国军队的悲剧前景已然注定。
（闯入黄浦江的日本出云号装甲巡洋舰，装备有4门203毫米主炮，14门152毫米副炮，舰炮齐射火力输出超过国军一个师。）
国军在战役初期尚且凭借兵力数量优势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然而架不住蒋介石满脑子想着英美调停，打打停停，给了日军继续增兵的大好机会。
随着日本海军带着大量援军不断登陆，国军也只得不停的调兵入沪，最终国军从各地先后投入的兵力多达80万，可谓精锐尽出；而日军的参战数量也最终达到20余万。由于双方不断加注，淞沪会战从最开始的小型冲突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充满了各种混乱的局面，一方面蒋介石经常向作战部队发出前后矛盾的作战命令，另一方面各地加入战场的军队也缺乏协同，毕竟之前都分属各路军阀，从未在一起进行过演练。
因为缺乏协同和有效指挥，所以新加入战场的部队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指定区域挖战壕，就地消极防御，毫无机动能力可言。而且整个国军的防线布置非常业余，缺乏纵深保护，往往是把所有部队全部堆到第一线去各自为战。
这就导致日军每次进攻时只要突破一点就能撕碎国军的整条防线，进而导致国军阵脚大乱；再加上日本海空军的炮火压制，国军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人员伤亡。
打到十一月初，国军已经大势已去，蒋介石又在是否撤退的问题上犹豫起来，这一犹豫，日军的包围圈就合拢了，战场上的国军失去了最后的撤退机会。
为什么要犹豫呢？
还是在幻想英美的调停，结果又又又贻误战机的国军在随后的撤退过程中遭到日军围攻，损失惨重。
最终国军在淞沪会战伤亡约30万人，其中有10万余人的伤亡是在撤退途中出现的。
电影《八佰》讲述的四行仓库之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场畸形战斗。本来早该撤退的有生力量，为了能在即将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博取同情和保留面子，又被派进战场去坚守。
然而，淞沪会战所有的鲜血和牺牲，仅换来《九国公约》会议上各国对日本的口头谴责，无一国愿意真正制裁日本。蒋介石祈盼已久的英美两国，更是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凡有损于对日关系的任何提议，他们一概不提。
中国官兵在淞沪会战中展现了出了中国人的血性。然而从技术上来说，淞沪会战只能算是一场糊涂仗。80万大军的溃败造成了南京门户大开，一个月后，南京城被士气正盛的日军攻克，惨遭屠城。
但这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基本思路，他随后挪窝到了重庆，继续着对英美入局的苦苦守候。
而被吓尿的汪精卫则不像蒋介石那样有“英美来会救我”的精神支柱。1938年底，汪精卫公然发表“艳电”率部投降，并组建“伪国民政府”协助日本统治，历史地位堪比秦桧。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思路虽然截然相反，但在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都寄托在列强的态度上，只不过蒋介石对英美的帮忙有信心，汪精卫则对此没有信心罢了。这样的思路也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流。
此时只有在陕北窑洞里中国共产党还坚信着另一套在当时看起来颇为“非主流”的思路。
尽管红军主力部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改编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这支部队显然不会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仅有4万余人，1万余支枪，平均4个人用1支枪，且人均子弹仅有6发。
国军虽然武器严重落后于日军，但好歹打起来的时候还有之前攒的德械装备能拿得出来；共军这边攒个子弹都费劲，重武器更是想都不用想。
这点人马去挑战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日军在当时看来根本就是笑话。然而他们依然开赴华北抗日战场，并打算把国土从日本人手里抢回来。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坚持抗战的底气是相信英美会入局，那么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底气从何而来呢？抗战真的有胜算吗？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从日本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这场侵华战争。
对于日本来说，全面侵华有没有可能成功？
从表面上看，日本无论是重工业军工生产能力，还是军队的整体实力，都领先民国至少一个时代，战争结果似乎不会有什么悬念。
然而世界上强国被弱国拖垮的案例并不少见，比如说一穷二白的阿富汗就拖垮过企图征服他的英、苏、美等强国，被大家亲切的称之为“帝国坟场”。
这是因为对于侵略者而言，从获得战场胜利到彻底征服一个国家，中间还隔着一个重要的门槛：统治成本。
你能打得赢，不代表能HOLD得住。
在日本侵华战争之前，列强侵略中国的基本套路是打个胜仗然后就签个协议，拿到一笔巨款和各种权益就完事了。即使在八国联军已经打进紫禁城的情况下，列强也依然没有尝试去替代中国的统治者，原因无他：统治成本太高。
日本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一开始打下了东北，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和他签约割让东北。这就意味着他对东北的占领是非法的。
那么万一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或者列强也想来分一杯羹了，日本就要面临吐出东北的风险。
所以日本在后来整个全面侵华的过程中，都一直希望中国能投降，能签协议，承认日本在华掠取的各种利益，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然而，问题是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之后就开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的观念，开始意识到全体中国人属于一个共同体，国家的利益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再加上日军一路烧杀掳掠，积累了无数的国仇家恨，中国的民意已经不允许政府作出投降的举动了。谁投降谁就是全民公敌，马上会失去对中国的领导地位。
所以日本全面侵华能否获得成功，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取决于日本，而是取决于中国。只要中国人坚持不投降，日本早晚会被拖垮。
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这里面就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而民兵是胜利之本，全民参战是获胜的基本保证。
这就是共产党的“非主流思路”：不依靠列强和权贵，而是依靠在民国舞台上毫无存在感的老百姓去和日本人进行长期全面的斗争。
这样的思路应用在现实中，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
很多人认为共军的游击战只是一个单纯的战术，谁想用都可以用。当年的国军也是这么想的。
国军看到共军的游击战打的有声有色，也有样学样的搞出了“别动总队”，结果派出去的国民党游击队没粮没弹没补给，很快就大量投敌或者落草为寇。
事实上共军的游击战并非简单的游击战术，他本质上是人民战争。把游击战坚持下去的基础，是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而这又来自于长期的基层工作。
正所谓“小政在朝不在民，大政在民不在朝”。
当年背叛革命自废武功的国民党永远没有机会去尝试这条道路了，他们那些没有民众支持的游击队只能沦为流寇。
而共产党强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则很快将华北沦陷区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开始频繁对日军的占领区进行破坏。
华北有上亿老百姓，日军根本管不过来。为了尽可能的维持秩序，日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驻扎多个县城，几十万精锐的野战军团被生生拆散成治安部队，散落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
那么靠伪军来维持治安行不行呢？
日军当然希望他们可以，不过在中国当汉奸是一个背叛民族共识的事情，从事这样的工作显然不会有太高的工作热情，这些人基本上就是来打卡上班的。
实战中的伪军战斗意志极低，碰到八路军要么远远的胡乱放几枪就跑，要么就干脆连人带枪直接投降。对于日本来说，这些盟友基本上就是给八路军送温暖的猪队友。
不过日军亲自上阵的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八路军在日占区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四处都是眼线，所以日军的行动毫无秘密可言。在此基础上，八路军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
其结果就是出城落单的日军士兵很容易遭到伏击，上个厕所可能会被捅死，走在路上可能会踩到地雷，吃饭睡觉也有各种冷枪，死法五花八门，想反击又找不到八路军主力的位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扩大，加上伤亡减员，导致华北日军平均在每个县城驻守的兵力已经从战争初期的200来人降至100来人。
这么少的兵力根本无力出城行动，因为一出去就等于唱空城计，万一八路军打过来就是白给。
于是，这个时候的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里，眼睁睁得看着八路军切断四周的交通线，抢夺各种补给物资。
到了战争后期，华北农村的反扫荡能力日益增强，深陷人民战争泥潭的日军则补给愈发困难，挨饿成了常态。最惨的时候，甚至有日本士兵拿武器枪支去跟老百姓交换粮食。
你占领了一个地区，但是这地区的人民完全不听你指挥，还天天给你捣乱，然后这个地区还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供你开采，那么这个占领区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负资产。
抱着一个个巨大的负资产，日本最终被自己的全面侵华拖垮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已达19个，面积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抗战，共产党军队主力增加到了127万余人，并且还拥有民兵288万余人
经过抗战洗礼的共军，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被国民党随意屠戮的“吴下阿蒙”，而国军在抗战后期的表现则难以让人信服，就在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一个月，国军竟一鼓作气连丢18城。甚至到了日本投降的前一天，也就是1945年8月14日，国军仍然丢掉了一个县城（广西全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在国内各外方势力的支持下，占据绝对优势，手握430万“雄兵”的蒋介石对127万共军开启了一场“志在必得”的内战。
然而战争才打了两年多，他就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才能翻盘”的问题了……
1948年11月，国共双方重兵集结在淮海地区（徐州蚌埠一带），大战一触即发。虽然此时国军刚丢了东北，不过只要在淮海地区取得战役胜利，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仍是安全的，国军也就有了坚持和反攻的希望。
不缺信心的蒋介石对这场战役的前景依然“志在必得”。
原因也很简单，国军此时主力尚存，共有80万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在此集结。而解放军的参战兵力只有60万，且普遍缺乏重型武器。毛泽东曾把淮海战役形容为“一锅夹生饭”。
对于国军来说，这个局面虽然谈不上什么“绝对优势”，但好歹也是优势，这就是蒋介石信心的来源。
不过他忽略了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淮海战役的区域地图：
再看一下十年前国军炸开花园口大堤后形成的黄泛区地图：
没错，海战役的战区正是黄泛区。
当年洪水汹涌而来的时候，老百姓没得选，只能承受一夜之间家破人亡的现实；就算没被洪水冲走，也很难再生存下去，因为田地全都淹了，根本没有吃的。最终人们只能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事实上在整个中国近代的100多年历史里，老百姓一直都没得选。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而这一次，老百姓终于拥有了选择权，他们作出了一个选择：
540多万老百姓推起了小推车，把自己积攒的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解放军前线。
当时农村里的妇女们每天都负责纺纱碾米磨面，第二天大清早就会一边背着孩子一边将自己准备好的物资送到镇里的仓库和兵站。接下来，这些物资就交给由这些妇女的父兄和丈夫们组成的支前民工队伍送往前线。
在淮海战役中，由老百姓组成的支前民工通过各种人力运输装备向前线运送了粮食2.85亿公斤，弹药730万公斤，猪肉43万公斤等等各种军用物资；同时还担负起了运送和照顾伤员的任务。
黄泛区平均每八个百姓就有一个参与支援解放军，每个解放军背后有9个支前民工，这种支援强度已经超过了农村社会的负担极限。然而当时的百姓依然喊出了“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的口号。
数百万支前老百姓直接解决了解放军的后勤问题。所以解放军和国军的兵力对比虽然是60万对80万，但是解放军这60万基本都是战斗人员，而国军的80万则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去负责后勤工作。
蒋介石在计算“优势”的时候恐怕没有意识到，国军真正面对的不仅仅是60万的解放军，还有几百万前来索命的老百姓。
1949年1月，这场中国土地上最大规模的决战结束，国民党最后的80万精锐大部被歼；而解放军因为参军的老百姓和投共的国军太多，参战部队的数量不降反升，从60万增加到了130万。
民心向背如此，胜负已分。
1949年4月20日，正准备渡江的解放军炮击了擅闯长江的英国“紫英石”、“伴侣”、“伦敦”、“黑天鹅”四舰，毙伤英国海军138人，至此中国领土再无列强立足之地。
3天后，南京解放。
1949年5月，当人们看到进驻上海后宁可睡大街也不扰民的解放军时，谁更配领导中国的问题已经不言自明。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肃清了掠夺中国的各种暴力集团，完成了当年那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使得中国人获得了重新开始建设现代国家的机会。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规模工业品输出国，发电量超过了全球的四分之一，钢产量则早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之和。
从地狱里翻过身来的中华文明，如今正在回到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
不过中国的发展经验并不容易学习，因为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很多国家甚至连肃清暴力集团这一步都还没有完成。
所以单纯去横向对比不同国家的发展数据其实意义不大，现在好的不一定未来好，现在差的也不一定未来差。要客观的去判断一个国家的前途，我们还要考察他所处的历史进程。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经历，这些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共识，也注定了他们在关键问题上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进而走上不同的道路。
历史的多样性和必然性往往也就体现在这里。
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碰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又想战胜它，那他就首先需要问问自己：
“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个国家牺牲？”
最后加段干货，我们从技术上总结一下国民党的战斗力为什么如此拉胯。
国民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把自己的基层力量嚯嚯干净后，就长期陷入了以下两个困境中：
一个是兵源废了；
一个是税源废了。
因为没有基层建设，所以国民政府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手段征募到士兵，只能靠抓壮丁的方式来补充军队。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和纪律性自然无法期待。
整个解放战争中有超过180万国军官兵通过起义、倒戈、或投降等方式加入解放军，要知道国军在战前总共也就400多万人。
如果一开始蒋介石就知道自己麾下的部队有差不多一半其实是“解放军预备役”，那么他大概也就没那么大的信心开启内战了。
因为缺乏基层组织，国民党根本搞不清楚中国乡村的户籍资料，不要说管理了，他们连村里住着几个人都不知道。
民国的农村社会基本都被地方豪绅把持，国民政府干脆就和他们做起盟友，自己当甩手掌柜，把县乡的治理全部打包交给这些盟友。
有中间商，自然就要赚差价，拥有政府背书的乡绅大佬们对农民敲骨吸髓，赚得盆满钵满，而国民政府却收不上什么税钱。南京国民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进口外国产品的关税。
允许低阶暴力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效率的低下。
悬浮在精英阶层之上的国民党根本无力整合4亿农民的生产力。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民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是7万个以集市为中心的迷你经济体。这和之前的古典王朝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国民党是拿古代经济去应对现代战争，不拉胯才有鬼了。
南京国民政府即使是在黄金十年期间的年收入也仅为两三亿美元，打起仗来没钱了就举债加印钞，然后就恶性通胀，接着就经济崩溃，最后连军饷都付不起。说国民党最后是穷死的也不为过。
当然，放弃基层建设的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失去了自己的基本盘，沦为各方军阀和利益集团的合伙人。
这样国民党就失去了独立性，无法坚持自己的信念，自然也就建立不起什么共识。没有共识的组织如同一盘散沙，这里面的人看上去是同属一个政党，但实际上各自只认自己的老大，并不认这个共同体。
所以国民党本质上是落后的帮会组织，而不是现代政党。帮会组织在协同作战的时候就是各种求爷爷告奶奶“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而他们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地一一区分。其所作调査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
这基层工作的态度跟国民党比起来可谓一个天一个地。
可以说中共是一个完全把老百姓当成基本盘的政党。当然选择这条路一开始肯定是很困难的，因为老百姓穷嘛，依靠老百姓肯定没有依靠既得利益集团来钱快。
不过这里有一个逻辑：
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才有底气对抗既得利益集团；能对抗既得利益集团，才能保持自己的信念；能保持信念，才能形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严明，执行力强大的现代组织和军队。
所以说这是一条艰难但唯一正确的道路。
保持独立性的中共在解放区剿灭了各种低阶暴力，没有了这些地方低阶暴力“赚差价”，农民税负得以减轻，生产力大幅提升。而且因为是中央直接收税，效率很高，所以解放区1亿人的税收水平反而比国统区3亿人的还要高。
拥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中共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采用“粮本位”，其币值比整天恶性通胀的国民政府法币要稳定得多。国统区有很多人选择用法币兑换解放区货币来保值，又导致国统区的法币进一步踩踏崩塌。
而当中共把全国的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后，他就获得了整合全国生产力的能力。
于是，新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再是7万个独立的小集市，而是逐渐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可以说中共是靠着一点一滴的基层工作，硬把中国的经济水平从古代拉进了现代。
人民政府在建国仅2年后，年收入就达到了四十多亿美元的水平，和当年那个南京国民政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经济水平也是中国后来能够在朝鲜战场击退十七国联军的重要支撑。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后期”。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uu2EvfaRknVrQTtZGHOyHA
